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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冬将至,日本经济要完蛋了?

2017-06-26 11:48 阅读:43

  鸿观察 

  凌冬将至,日本经济要完蛋了? 

文 | 鸿观察 许仕文  

  “Winter Is Coming 凌冬将至”,我认为这是最贴切形容日本未来经济的一句话了。  

  美联储6月加息之后,日本央行宣布将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行长黑田东彦表示现阶段不宜讨论货币政策正常化,将维持2%的通胀目标和80万亿日元的(宽泛)购债指引。这传递出什么信号呢?我听出了黑田的无奈。 

  今年前五个月,日本央行国债持有量增加了30万亿日元(约合1.83万亿人民币)。美银美林预计,按照目前的速度,日本央行今年购债规模将达60万亿日元,比设定的80万亿日元目标低得多。 

  目前日本央行已买入43%的日本政府债券,其资产负债表规模占GDP比重已达到90%。即使还想继续用强刺激的方法振兴经济,安培包括他未来的继任者恐怕是有心无力了。 

  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三十年”已久,为什么一直没能复苏?还将衰退多久?日本还能不能站起来?这与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又有什么关系?中国能从日本的经验中学到些什么? 

1  

  日本经济现状 

  今年第一季度日本GDP年化增长率为1.0%,没有达到2.2%的计划;季修后环比增长0.3%,低于初始值的0.5%,和欧元区0.6%的增速处在同一水平,远低于美国1.2%的增速。 

  2012年底,安倍晋三第二次出任首相,抛出“拼经济”路线,被媒体热炒为“安倍经济学”,共有所谓的“三支箭”刺激计划: 

  1.提出日本史上最大规模的量化宽松(QE)货币政策,央行每月购买国债7.5万亿日元; 

  2.突破前任政府预算总额70万亿日元的扩张性财政政策; 

  3.囊括TPP、放松管制、吸引民间投资和促进创新等在内的一揽子增长战略。 

  虽然“安倍经济学”在日本央行的配合下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其效果与付出的代价不成比例。成果方面,新政经过近5年的推行,日本经济基本摆脱了通缩危机,但通胀率也仅是略高于零;对外贸易终于在2015年底扭负为正并保持;失业率平稳下降(主要是人口结构原因);经济增速自2015年底至今保持在正数,但也仅仅是徘徊在0.3%-0.5%的区间,距离目标仍有较大差距。 

  与此同时,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由于债券购买规模持续膨胀,从2001年的每年4.8万亿日元升至当前的每年80万亿日元,日本央行持有的国债已突破发行余额的43%,持有的ETF(交易所交易基金)已突破市场总量的55%,对资本市场造成了严重扭曲。 

  为了补充“无债可买”的QE,日本央行于2016年启用负利率政策,刺激效果尚存争议,但沉重的经济成本已清晰可见:恶化了银行盈利,大幅增加银行系统的潜在风险。 

  曾经独步全球的日本经济,为何在泡沫经济破灭后再也没有爬起来?有三点很重要:生产率增长陷入停滞,流通效率止步不前,人口结构倒挂拖累需求。这三点即是经济乏力的表现,又是进一步影响未来继续发展的原因。 

生产率增长陷入停滞  

  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企业大面积资不抵债,幸存下来的企业没有将盈利用于投资和研发,而是用于偿还债务修复资产负债表。这使得日本的技术进步也被人为中断,即使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仍在继续,但转化为产品的效率大大下降。曾经被视为日本骄傲的索尼,在当你被称为“技术的索尼”,但时至今日,日本企业还有哪些拿得出手畅销全球的技术型产品呢? 

  经过多年修复的资产负债表,虽然负债比例客观上已经回归正常,但“节衣缩食”几十年的习惯,让日本企业即使在经济环境好转时也不愿借贷投资,习惯于过“量入为出”的日子。这使得经济增长最基础的技术进步陷入停滞,是影响最深远的“釜底抽薪”的动作。 

  近两年国人对工匠精神的推崇达到了一种新的高度,谈到工匠精神又必然提到日本,但也要明辨、区别对待真假工匠精神。其中一种追寻卓越,追求精益求精的精神,我们认为这是应该鼓励和提倡的。但还有另外一种,标榜“古法”、“传统工艺”、“纯手工制作”等等,我们认为这种“工匠精神”是“假的”,不过是自我安慰、自欺欺人,是因为成本降不下来,性能提不上去,无法和现代产品竞争,所以才另辟蹊径,说白了就是忽悠。 

▍流通效率止步不前  

  日本经济还有一个巨大的特点,就是封闭、保守。不光是最好的产品有限供应国内市场,对进口市场的保护更是提升到了“政治正确”的高度。 

  被选民利益“绑架”的民主制度,使得日本对进口产品重重设卡,最典型的就是农产品进口,为了保护国内农民(农协)的利益,采取关税壁垒和技术壁垒,将中国、美国的禽肉、牛肉、稻米等挡在日本之外。 

  日本的这种倾向有历史传承和经济基础。日本列岛山多地少,全赖水稻这种高产作物才能养活众多人口,水稻的单位土地面积提供的能量远超小麦、大麦等作物,仅有16世纪才传入中国的土豆可以与之一较高下。 

  但水稻这种作物的一个问题是,需要大量的人力来照料。这使得水稻养活的大量人口又不得不被绑定在土地上,而大量的人口又要求人们必需通过对水稻采取精耕细作的方式才能养活自己。高密度的人口与水稻的种植相互促进、循环上升,是前现代日本社会的的经济基础。 

  因为土地与人口形成了实际上互相依附的绑定关系,其诞生出的文化一定是倾向与使二者更加紧密的,而反对使二者分离的。结果就是,诞生了让人口被限制在土地上的封建制度,勤劳的农民被认为是符合社会规范的,而流民、浪人则被正常社会群体所鄙视和排斥。 

  这使得人们倾向于形成忠于地方小团体的精神,这样的经济背景催生了日本特殊的文化——武士道。武士道一方面是统治阶层用来降低其统治成本,维护其统治秩序的工具,但这还不是武士道最负面的影响。更大的影响是让广大中下层人民,包含武士和平民,进行自我美化、自我催眠,追求一种“忠义”的境界,而且这种“忠义”并不预设条件。中国古代文化中也讲求对国家尽忠,但这要求君王必须是“仁”的,如果君王不“仁”,百姓推翻其统治则不算“不忠”,反而是顺乎天意的。 

  而日本的“忠义”精神要求臣下、百姓,无条件地服从、效忠自己的主人。从大的层面讲,主人即是天皇、幕府将军;从小的方面将,主人是统治阶层的大名、领主。小一点的领主要向高一级的效忠,同时他又是更下一级领主、武士的效忠对象。这种一级一级的效忠体系,是典型的封建分封制,在农业时代能使社会结构最为稳固。 

  马克阿瑟作为二战后的逐日美军总司令,深谙这种统治技巧。马克阿瑟力排众议,保留了天皇的巨大部分权威,他让天皇美军的占领背书,使得日本人一下子彻底臣服于美国,为美军占领日本免去了巨大的麻烦,提供了巨大的方便。 

  武士道精神还有另一个象征——切腹自尽。日本人认为这种行为能抹去一切罪过,让当事人重新获得清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二战后日本人对战争行为的悔罪态度如此消极。 

  因为他们自认为日本民族经过战争的浩劫,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已经进行了精神上的“切腹自尽”,所以过去的一切行为(罪恶)都应该一笔勾销。日本在战争后期承受了巨大的灾难,不仅是人口的大量死伤,还遭受了原子弹的攻击,更重要的是天皇从“神”降格为“人”。所以他们认为既然日本民族已经“切腹”了,所以尽管没有像德国一样郑重其事地反复道歉,但你们外人也应该理解,不能再追究了。这种想当然地用自己的世界观解释事物、应对外界,也是武士道精神渗入日本民族骨髓的一个例证。 

  这种“忠义”的精神到了现代社会,不一定是件好事,因为过于稳定的社会结构使活力与创造力被抑制。现代日本社会的终生雇佣制、公司内长尊幼卑的等级体制可以视为封建时代和帝国时代的遗存。 

  这种制度使得在公司内“熬年头”成了最保险的人生路径,跳槽或转行则成了失败者的标志。即使个人做出了成绩,也必须归功于导师和领导,突出个人则会被视为异类。这种情况越是在人员众多的大机构就越明显,对创造性的扼杀作用难以计量。不过即使在这样恶劣的创新环境下,日本科研人员仍然做出了很多改变世界的创举,涌现了众多诺奖获得者,日本民族性中的认真、执着的性格不得不让人钦佩,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社会大环境的不利方面。 

▍人口结构倒挂且不断恶化  

  对于日本的人口结构,我们耳熟能详的是“老龄化”+“少子化”,这也是日本现在面临的最严重问题。 

  日本的人口结构早已不是活力最大的“枣核型”,而是越来越往“倒金字塔型”发展,老年人多,年轻人少。这种人口结构不要说发展的潜力和动力,甚至连保证社会稳定都日益艰难,老年人延迟退休和到达退休年龄后但继续工作也会越来越普遍。 

  日本企业的招工难日渐凸显。占日本快递市场半壁江山的雅玛多运输日前突然宣布,将全面上调基本运费5%―20%。上调原因是人手严重短缺。数据显示,七成中小企业深感人手不足,不少超市、餐厅不得不缩短营业时间甚至闭店,大量24小时营业的餐厅、便利店也放弃夜间经营。 

  政府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4月日本有效求职倍率攀升至1.48倍(即空缺岗位是求职者的1.48倍),创下1974年2月以来的最高值。1995年以来,日本生产年龄人口(15―64岁)已从峰值8720万降至2015年的7730万,20年减少了近千万。 

  不过,当下的用工荒存在结构性失业问题。上述求职倍率因行业不同而迥异。倍率最高的建设采掘业为3.54,护理行业为3.13,运输行业是2.09;相反,楼宇管理、机械加工以及一般事务却低于1。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对技能要求低的初级服务业岗位空缺多,市场需求大,而对专业技能要求高的岗位不足,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上面第一条中提到的生产率增长停滞,所以才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不足。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非正式员工的比例的提高。由于日本非正式员工平均工资比正式员工低50%以上,而且社保等保障金额也更少,很多企业为降低用工成本不断扩大非正式员工聘用。到2016年,非正式员工占比已高达37.5%。我们很容易想象,采用非正式员工,或者叫“临时工”的岗位,一定是对技能要交不高的底层工作,这类员工比例的上升,也说明高技能要求岗位的减少,意为着相关行业的衰退。 

  为了应对用工荒,日本入管局的签证制度也有所松动。如果学校毕业后没有找到固定工作,允许留日的签证时间从3个月延长到1年,以前基本没有再滞留的可能性,但有了1年时间边打工变继续找工作的可能性就高了很多。 

  但仅仅如此,并不能扭转日本经济缺乏活力的现状。现代都市生活的巨大压力是天然的避孕药,恐怕只要更大力度地放开移民政策,才有可能缓解人口结构的问题。 

2  

  中国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日本? 

  中日两国宏观经济之间的共性问题非常明显、难以忽略:两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均居高不下,快速集聚的外部财富支撑了商界大肆购买全球优质资产。如今的中国经济正如35年前的日本,正在经历一场房地产与股市的泡沫,面临飞涨的债务、上升的违约风险,以及向僵尸企业无止境地提供的贷款。 

  金融体系和政策反应当中的问题,只能延长萧条时间和恶化局势,却并不是导致萧条的罪魁祸首。如果我们细心观察经济数据,就会发现停滞的其实是生产率增长,而其也成为了经济下行的一大主要原因。在1983-1991年的“泡沫经济”时期,日本的全要素生产力年均增长率达到了2.4%;这一数字在“失去的十年”降低到了0.2%。 

  对国内企业而言,现状是收购日企的好机会吗?恐怕并不是。不改变底层文化,不改变基础架构,管理层与基层员工难以融合,永远是“鸡同鸭讲”,曹德旺遭遇美国式员工维权就是最新例证。 

  同时,指望日企的技术同样是水中捞月。技术随时在贬值,只有能让技术不断进步的科研体系、人才队伍才是永葆活力的法门。而要吸收、提高日方顶尖的人才队伍,则难上加难,从已有的例子来看,被收购企业的人才都选择在短期内跳槽,而日本的法律又保护这种跳槽。没有人才,生产率不能提升,病恹恹的企业也难有利润,不会有投资价值,中国企业恐怕还要吃不少亏才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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